中國低碳網訊　位于悉尼內圈的庫靈蓋（Ku-ring-gai）堪稱郊區(qū)天堂。它擁有價格適中的住房和多個古樸的小型購物區(qū)，附近坐落著悉尼城內僅剩的幾片藍桉樹林之一。你還能偶爾看到美冠鸚鵡在枝頭流連。

　　始建于1900年左右、目前居民數為10.6萬人的庫靈蓋區(qū)擁有典型“花園城市”的各種魅力，實現了自然與適度發(fā)展的平衡。但如今，庫靈蓋地區(qū)（包括動植物群）正面臨著滅頂之災，因為規(guī)劃者和開發(fā)商打算在該地區(qū)修建單調乏味的聯排公寓和高聳的商業(yè)建筑。

　　“拯救我們的郊區(qū)”（Save Our Suburbs）和“庫靈蓋之友”（Friendsof Ku-ring-gai）兩個組織的創(chuàng)始成員、該地區(qū)長期以來的積極分子凱西·考利（Kathy Cowley）午餐時一邊在她的小屋里吃著肉餡餅和沙拉，一邊說道：“他們竭盡所能地破壞這個地區(qū)，把它當成了興建高密度住宅區(qū)的綠地（即未開發(fā)的土地）。他們試圖用糟糕的規(guī)劃來毀掉一切。”

　　考利痛苦地說起了主導此次開發(fā)的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如何毫不在乎地破壞人們的感情和自然的城市環(huán)境。她指出，新公寓的住戶大多是最近才搬來的，其中許多都是中國學生，他們主要乘坐破得嚇人的列車到悉尼中心城區(qū)附近的學校上學。

　　這種對考利所在社區(qū)的破壞反映了一種怪異的密集居住思想。雖然這種思想始于美國，但卻在新西蘭、英國和澳大利亞發(fā)揚光大。密集居住的擁護者們信誓旦旦地說，從經濟競爭的需要到有限的資源，各方面都要求我們將未來的人口“塞入”越來越小的空間，即使這些人反對也沒用。

　　相比之下，郊區(qū)始終被描述成“處于滅絕的邊緣”。從人口分布變化、“冷”移民、環(huán)保思想和“與其買房不如租房”觀念的崛起，到常被提及卻從未真的發(fā)生、并且注定會迫使人們放棄汽車搬入內城的“石油峰值理論”，所有這些東西都必將傷害到郊區(qū)，使之變成沉悶無趣的地方。

　　從經濟上講，密集居住思想強調了中心城市在創(chuàng)造高端工作崗位（尤其是與金融服務業(yè)有關的崗位）方面的作用，以及作為大多數大學、政府機構和媒體所在地的角色。但在未來，即便是精英產業(yè)也更有可能分散而不是集中。看看高科技產業(yè)就知道了。該產業(yè)的絕大多數就業(yè)崗位往往分布在郊區(qū)，比如硅谷、華盛頓特區(qū)周邊郡縣和快速發(fā)展的北卡羅來納州達拉姆。

　　人口分布也是這樣。大部分美國城市的人口不是變得更加密集，而是變得更加分散了。其他發(fā)達國家的許多大型都市區(qū)同樣如此。

　　密集居住思想尤其不適合澳大利亞，因為這個國家人煙稀少，城市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不到0.2%，大大低于美國的3%和英國的6%。但這種思想卻在這片廣闊的大陸上根深蒂固，傷害了許許多多的澳大利亞人。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住房、城市與地區(qū)研究院教授喬·弗拉德（Joe Flood）說：“澳大利亞夢就要大難臨頭了。”

　　密集居住政策的最大危害或許在于攀升的土地價格。控制著澳大利亞大部分城市規(guī)劃的各州政府，還有他們的開發(fā)商盟友，一直在給未開發(fā)土地上的住宅建設拖后腿，他們更愿意看到澳大利亞的下一代臉貼著臉地居住在靠近城市核心區(qū)域的地方。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曾經作為中產階級理想堡壘的澳大利亞，卻成為了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地區(qū)之一。在英語世界的住房負擔排行榜上，悉尼高居第二，僅次于溫哥華。在1990年，悉尼的房價中位數相當于家庭年收入的五倍，但如今卻接近10倍。

　　房價近期有所松動，但目前的規(guī)劃限制可能將人為地使房價居高不下。在美國，人們可以離開加州或紐約，搬往南方或內陸。但即使是在發(fā)展緩慢的澳大利亞二線城市，比如偏遠的阿德萊德，房價也超過了西雅圖等規(guī)模更大、經濟更發(fā)達的城市，在房價/收入比值方面更是比印第安納波利斯、德州達拉斯-沃斯堡或休斯頓高出一倍多。

　　于是，許多年輕的澳大利亞人及其父母有理由懷疑，下一代還能擁有住房嗎？他們口中的“偉大的澳大利亞夢”——擁有后院和綠樹成蔭的街道——正被規(guī)劃者的城市密集居住思想所取代。擁有密集居住的選擇并沒有錯，但這不是選擇，而是強迫。由曾經的工黨活躍分子主編的頗具爭議的《新城市雜志》（New CityJournal）將這個過程描述成“毀滅我們的城市是為了挽救它們”。

　　不幸的是，密集居住政策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基于錯誤的邏輯，日益將氣候變化作為借口。在這個依靠向中國（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出口原材料（以煤炭為主）的國家里，聽到這種借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重新調整國內人口分布對氣候變化的作用不會很大，甚至毫無作用，因為澳大利亞的溫室氣體排放只占全球的1%。

　　就算澳大利亞必須為應對氣候變化盡到自己的責任，但許多政策建議都基于完全錯誤的現代城市模式。比如，規(guī)劃者和媒體專家認為，可以讓人們在市中心乘坐列車。從而節(jié)約能源。但在悉尼，這座澳大利亞最大、最古老的城市，只有12%的勞動者在市中心工作，大大低于幾十年前的水平。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居住在市中心公寓里的人所消耗的能源肯定比居住在郊區(qū)的人要少。但南澳大利亞大學研究人員近期的研究顯示，從整體來看，如果將電梯和公共區(qū)域等因素考慮在內，那么城市居住者——更經常出外旅行和就餐，人均消費更多的商品——所消耗的能源多于居住在聯排別墅或獨棟住宅的郊區(qū)居民。

　　澳大利亞自然保護基金會（Australian Conservation Foundation）也得出了類似結論。但在這個特殊的戰(zhàn)場，事實無關緊要。當你在大學里花費多年時間，習慣于認為密集是好事，而且越密集越好之后，誰還需要再去思考呢？對那些擁有大塊城市土地的人來說，為限制郊區(qū)競爭找個道德借口，進而抬高房地產價格，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

　　美麗的庫靈蓋地區(qū)和偉大的澳大利亞夢所遭遇的事情應該成為警示，以便使人們意識到，如果讓規(guī)劃者及其大型開發(fā)商盟友為所欲為，那么將會發(fā)生什么。到目前為止還算幸運的澳大利亞已經踏上了悲慘的道路，希望美國傳統(tǒng)的分權制度可以防止我們的中產階級夢步其后塵。